对于当时广大的同代人来说，水墨画若“一味”追求工整、立体和厚重的雄强，则有失笔墨共识性的自由、潇洒和变化，似与长期以来的文人气质有异。几乎在同时，由刘国松先生还乡省亲带入激活，   写意泼彩在山水画创作中颇有热度。笔墨的写意性接着很快与中国画的底线联系了起来，甚至于在工笔画的创作中，艺术家们都反复强调自己是追求工写结合，意在笔先，笔工但意写。  

孙博文先生山水画的变化、成熟和巅峰阶段，与当时同龄人山水画这样的整体状态在时间跨度上是基本吻合的，这说明他虽未在京师或沪上，亦未居金陵，但视野开阔，敏感且思维极度活跃。这也正说明他在1990年代中期至2003年离世的几年里创作出如此巨量的作品，实是对当时山水画坛这几个探索方向做出自己的参与、对话和回应。他坚持着山水画自元以来长期秉承的写意方向，坚守着笔墨的底线，但在笔墨与色彩的关系上，在色彩种类的使用范围和力度上，在笔墨与造型、色彩与造型的结构上，在造型与构图布局的空间上，在诸如诗文书法与画面形象的并置上，都富有今天看来追求画面视觉表现符号化和观念化的显著特征。和贾又福先生一样，他充分认识到水墨画在视觉表现力上的不堪，但他却从自己长期习得的经验出发，将这种经验推至到客体化的位置上来加以思考和重新检视，同时对照外来文化，找到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并扬长避短的方法。现在看来，他的方法所创作出的作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够得到美术理论和批评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说明这是一条转型的新路，为我们探索和建构水墨山水画新的视觉气象，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