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绘画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一个逐渐丰富并且逐渐自成体系的稳定自足体。1840年以后，对它变革的呼声和行动，尽管出于它所发生并且生长的土壤之外的异质力量的压力，但发出呼声并且采取行动的主体却是中华内部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界的仁人志士。他们开始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先经年历久、终日沉浸的水墨绘画当成一个检视和思考的对象，开始把它当成一种视觉性的存在形式系统来与那些异域艺术样式进行对照。他们的发现和他们的呼声，百多年来早已为几代人文社会科学者所熟悉。亦不妨再举偶一二：“盖中国画学之衰，至今未极矣，则不能不追溯作俑，以归罪于元四家也。”康有为哀叹元以降“超逸澹远”的高士画出尘避世，绝少“英绝之士”气。[2]“巧思之人，必不能为简单之思想所系动，矧古人简约，必有囿于见闻者。”徐悲鸿将古人之简约，视为囿于见闻所限，反空灵，倡写实。[3]

《纵游太平山》2000年作

500cm×144cm（四条屏之3-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