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明的影响：稳定宜人的气候如同催化剂，促使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人口数量暴增，推动中华文明迈入了“邦国时代”。良渚文化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古城内不仅有占地大约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其宫殿基址采用三重夯土台基结构，彰显王权的至高无上；城外的反山、瑶山等地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坛与王陵，其中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玉钺王”等精美玉器，象征着墓主人集神权与王权于一身，社会阶层分化已十分显著，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更是宗教信仰规范化的典范，由女神庙、积石冢、祭坛组成的大型祭祀建筑群布局严谨，女神庙内的泥塑女神像面部镶嵌着绿松石眼珠，神态庄严神圣；玉礼器体系成熟完备，从玉猪龙、玉璧到玉璜，每种玉器都有特定的宗教功能与使用规范，标志着宗教信仰已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差异更是令人惊叹，大型墓葬如山东泰安大汶口10号墓，随葬品多达180余件，包括精美的彩陶、玉器、象牙器等，而小型墓葬仅有几件简陋的陶器甚至一无所有，随葬品数量差异高达百倍，清晰地反映出阶级分化的急剧加剧。这一时期，多种文字体系开始成熟，大汶口文化的陶文不仅有“日”“火”等简单符号，部分符号还具备了象形、会意的特征，如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的陶文“旦”字，由太阳与山峦组成，被认为是文字起源的重要标志；冶金技术也悄然萌芽，甘肃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铜刀，采用冷锻技术制作，含铜量高达90%以上，刃部锋利，展现出初步的金属加工能力。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中华文明多地区出现并逐步摆脱了原始部落的形态，向早期国家形态稳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