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洪水过后的废墟上，中华文明却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第一个王朝文明——夏文化在重建中逐渐形成，具体位置尚待进一步确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团队研究分析的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年至3500年），不仅有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宫城——其城墙宽2米至3米，采用版筑技术构筑，还出土了青铜爵、青铜斝等礼器，以及一件长70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拼接而成的龙形器。这些发现标志着“器以载道”的礼制文明已发展成熟。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断研究，从远期来看，该遗址的总面积有望超过千万平方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研究的王城岗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可见内外双重城垣的遗存，城内分布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陶器上的刻符则与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特征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此外，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距今3800年的青铜容器残片，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铸造技术，其铜锡比例为9:1，与二里头青铜礼器的合金配比一脉相承；山西陶寺遗址的疑似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组成，通过柱间缝隙可观测日出方位，精确测定二十四节气，证明先民已掌握精密的天文历法用于指导农时。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吴庆龙团队指出，这场大洪水与中国古史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时间线基本吻合，而治水过程中形成的跨区域协作机制、统一指挥体系，直接促进了早期国家的形成——正如《尚书·禹贡》所载“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正是这种大规模社会组织能力的体现。